档案资政参考(2016年第4期):档案典籍与儒家文化的渊源

浏览次数:

 

档案资政参考

2016年第4期(总第18期)

 

济宁市档案局(馆)编印                           2016年12月 

档案典籍与儒家文化的渊源

[编者按]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济宁,对济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美德,推动儒学研究与传播寄予殷切期望。三年来,市把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济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任务,立足济宁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的独特优势,确立了建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首善之区”的目标,全力打造道德建设模范区、文明和谐示范区、儒家文化传承区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然而,儒家文化的产生并不是空穴来风,它是建立在深厚的古文化基础之上的,其中古代档案典籍为儒家文化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成为儒家文化的重要渊源。本期档案资政参考,将为您解读这些内容。

档案典籍与儒家文化的渊源

                                          

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名丘,字仲尼,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儒家思想和文化的创始人。

孔子修订了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其言行语录和思想主要保存在儒家经典《论语》中。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礼”,主张“仁者爱人”,“克己复礼”。遵循“忠恕之道”,“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统治者能体贴民情,爱惜民力,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在教育上,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开创了教育普及的先河。历代封建王朝对孔子格外尊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文化逐渐成为中国的正统文化,并影响到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形成了在当今世界仍有鲜明特色的“儒学文化圈”。

然而,儒家文化的产生,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因为上帝显灵,它是建立在深厚的古文化基础之上的,其中古代档案典籍为儒家文化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成为儒家文化的重要渊源,正如孔子所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

一、档案为孔子从事教学活动提供了原始素材

我国历史发展到春秋时期,社会出现了大动荡、大变革的景象。正是这种景象,激发了孔子维护周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政治抱负。然而他的这种政治抱负在当时的统治阶层屡遭碰壁之后,转而借助档案典籍,通过教学方式在民间推行。孔子的教学活动为儒家学说的形成和推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西周时期,“学在官府”,所谓“治教无二、官师合一”(《文史通义》)奴隶阶级没有受教育的权利,而奴隶主贵族子弟接受教育所用的教材就是周室史官利用其收藏的档案典籍编纂而成的。当时,王朝的重要档案典籍都由史官收集保存,而且这些史官大都是父死子继、世代相传的。他们利用多年积累的文化资源教育奴隶主贵族子弟,使他们从中学习文化知识和统治经验,这种现象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才有所改变。由于社会动乱,各霸争雄,周王室逐渐失去了“天下共主”的权势,原保存于周王朝中央的档案典籍开始流传于社会。同时,在频繁的兼并战争中,许多诸侯国保存的档案典籍也由于国家灭亡宗庙被毁,或被毁弃,或流失于社会。<A href=http://baike.baidu.com/view/70265.htm">齐宣王时趁燕国大乱发兵攻燕,就曾“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几乎灭亡了燕国。而且随着阶级关系的新变动,一些世代把持档案典籍的贵族阶层,失去了原有的特殊政治地位和权力,他们世守的档案典籍也流散到社会上来。档案典籍流散于社会,打破了少数奴隶主贵族对档案的垄断,突破了“学在官府”的狭小范围,使档案得到较广泛的传播,这为孔子开创“学下私人”的新局面创造了条件。

儒家早期经典由档案典籍编集而成

儒家经典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形成,到宋明时定型为《十三经》,其中《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是孔子教育弟子使用的教本,时称“六艺”。孔子搜集鲁、周、宋、杞等故国流传下来的史官记注和官府文书,删定六经,实际上就是对档案的整理和编纂,因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说明了孔子保持了原来的文辞,基本上是档案原件的编纂。以后,《乐》(《乐经》)亡佚,汉朝只有《五经》立于官学。从这《五经》的形成过程看,都与档案典籍密不可分。

(一)《诗》——口述文学的档案记录

《诗》又名《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500年间的诗歌305篇。虽然对《诗经》的来源与编集有种种说法,但根据古代典籍记载和后代有关专家学者考证,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即《诗经》中的作品,主要是周王室下派官员收集、采访的民歌及公卿士大夫给天子的献诗。班固《汉书•食货志》记述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目的是出于“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总之,这些诗歌是周王室官员因工作需要收集、加工的,是周王室公务活动的产物,因此可以说它们是周王室档案的组成部分。

(二)《书》——古代政策文献的汇编

《书》又名《尚书》意即“上古之书”。它是一本记述古代帝王政事的书,主旨在于弘扬治国之道,让君主看到楷模。自汉武帝始2000多年间历代帝王无不以《尚书》为安定国的规范,其影响之深远,无可估量。虽然孔子删《尚书》说至今仍是没有求得彻底解决的学术问题,但它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是大家公认的。据考证,今存《尚书》共28篇,记事的上限是尧、舜,下限至春秋秦穆公。其间关于尧、舜、禹事迹的少数几篇,是根据流传资料或传说整理加工或追记的,夏商以下大都是当时最高统治者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活动中形成的讲话记录、文告。据文献记载,我国殷商时代即已设有专门记录君王言行的史官,《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说:“君举必书。”《礼记•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尚书》就是从无数史官记录中精选出来的,其中“诰”是君主对臣下的讲话,“誓”是君主誓众之辞,多是军事行动的誓词,“谟”是臣下对君主的讲话,“命”是册命(任命的册书)或君主某项命词,“典”载重要政事经过。

(三)《礼》——宫廷礼仪档案的集成

《礼》又称《仪礼》,记载的是各级贵族在冠婚、祭祀、丧葬、朝聘、宴射、军旅等典礼中“登降揖让进退酬酢”程序以及衣陈设等的礼仪制度。据考证,西周初年,天下初定,周公摄政时为巩固统治秩序而建立各种制度,于是形成《礼》。后经过犬戎之乱,王室东迁,到孔子时已“礼崩乐坏”。孔子为恢复周礼,遍行采集搜录,“缀周之礼”(《汉书•儒林传》)。所以《礼》是由周公主持制订,由孔子搜辑编定的周代礼仪制度汇编

(四)《易》——上古占卜档案的汇集

《易》又称《周易》《易经》,是一本卜筮之书,大多数学者认为其成书于周代,但非一时一人之作。它编纂的过程可能是专掌记录的史官在每次占卜之后,将所得的兆象和占断的辞句记录下来,到年终将积累的筮辞和卜辞加以统计、整理,看哪些已经应验,哪些没有应验,加以总结作为以后卜筮的参考与依据。经过无数次对卜筮结果的对比、筛选、编排、加工,最后形成《易经》。简言之,《易经》是利用卜筮活动的原始记录、档案总结提炼而成的。

(五)《春秋》——鲁国历史档案的结晶

《春秋》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旧说为孔子所作,但近代学者研究证实,应为鲁国历代史官世袭相承的集体编录。该书纪年依据鲁国,记述范围却遍及当时整个中国。从时间上看,它记载了春秋时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间(前722-前481或前479)的历史大事,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诸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如它记载的37次日食,就有36次同现代天文学推算完全符合,证明《春秋》确是当时信史,绝非后人所能杜撰。

、档案为儒家学派提供了思想源泉

人们要把历史上创造的文化遗产接受过来,发展下去,首先就要学习。只有认真学习前人积累起来的文化成果,才能在已掌握知识的基础上发展、提高进行新的创造。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等也不例外,他们是通过学习钻研前人的文明成果来丰富自己的学识形成自己的思想和人生哲学的。孔子就特别重视学习古代的礼制、典籍制度,学习古代的历史。他年少时曾“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30多岁到洛邑向掌管档案典籍的老学礼。

孔子不但学习和搜集历史料,而且重视利用历史料进行历史研究。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论语•八佾》)因为杞、宋所保存夏、殷的文献太少,不足以详究夏、殷的历史。只要文献资料“足”,他就能“征”。可以这样说,在孔子之前,儒家的思想要素已经存在于古文化中,是孔子及其弟子在学习和教学活动中将分散的、古朴的儒家思想要素进行集中、提炼升华传播,使之形成儒家思想体系。档案典籍是孔子及其弟子获取儒家思想要素的重要途径。

(一)《诗经》《尚书》是儒家“仁”的思想源泉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的基本含义是仁爱。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伦语•颜渊》)又说:“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伦语•学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伦语•颜渊》)说明其仁爱是一种普遍的爱,又是有亲疏远近之别的有差等的爱。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爱思想,形成了其为封建政权服务的政治纲领——仁政。儒家的仁爱、仁政思想在《诗经》《尚书》中已见端倪。

《诗经》中有一部分“宴饮诗”体现了周人重礼乐、尚亲情、笃友情的礼乐文明,表达了主宾的彬彬有礼和尊卑长幼有序。还有一部分“政治诗”,揭示了王道兴衰、政教得失的道理。如《皇矣》和《大明》分别写周文王、武王开拓疆域,兴周灭商,取得天下的功业。《小雅•节南山》则反复指责周王亲小人,远贤人,是造成民遭疾苦天下祸乱的根源。这些对儒家思想无疑是有启迪作用的。

《尚书》更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叙述了一个个关于圣王与暴君、成功与失败的古老故事。孔子对这些古老故事是耳熟能详的,他在《伦语•尧曰》中就征引了《尚书》所记,具体形象地说出了自尧舜至周以来的历史情况,并就此发表议论说:“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意即待人宽厚,就会得到众多人的拥护。孟子也总结了夏周三代得失天下的经验教训,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意思是说,取得天下的关键在于得到人民真心诚意的拥护。为了得到人民的拥护,君主必须按照人民的意愿施政,人民希望得到的,替他们积聚起来,人民所厌恶反对的事,决不要做。

(二)儒家的积极进取思想继承了《易经》的精神内核

孔子向老子学礼,但他没有接受老子那种消极避世、与世无争的人生哲学。孔子提倡实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自身负责,对社会尽责,孟子进而提出要奋发有为,“舍生取义”。这种积极进取精神来源于《易经》的阴阳变易法则和忧患意识。《周易•系辞》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刚柔相推,变在其中”。因为事物有对立面的相互作用,必然产生变化,但这种变化要遵循 “物极则反”法则,因此人们要有忧患意识,要调控自己的行为。《周易•系辞下》说:“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意思是说,《周易》的作用在于使人知道警惕戒惧,又明白忧患与事故,虽然没有师保,也如同父母亲临一样,不断告诫自己。所谓忧患意识,是说人对自己的处境,无论是顺境还是困境,都应时刻抱有警惕之心。顺境时,不能得意忘形,不能安于现状;逆境时,不要灰心丧气,不要动摇自己的信念。儒家学派继承了《易经》此一精神内核,主张以积极主动的方式去遵守自然法则,据此还提出了积极进取的要求和方法:一个承担天下重任的人要能够经受得住种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和磨练,要对事业锲而不舍,要有为事业献身的精神。《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舍生取义”这个流传千古激励人们奋斗的成语,出于孟子之口,却源自远古文明典籍。

此外,儒家的大同社会理想、中庸之道、民贵君轻论等都可溯源至档案典籍。

总之,儒家学说是在严肃地审视历史,总结古典文化中蕴藏的伟大智慧,并且在充分地印证自然法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此可见,档案典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头的重要组成部分,们应该对那些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或即将作出巨大贡献的档案给予更多关注的目光。

 

本期编辑:王维新                                 审核:  辉